爱国情怀是李叔同诗体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在诗、词还是歌词中，这种情怀一以贯之，深切真挚。然而，在抒发这种情感、将这一主题进行艺术化呈现的过程中，诗人的表现方式和由此生发的艺术风格却截然不同。
一、爱国主题
在两类文体中的不同表现在诗词中，他对祖国的热爱常常夹杂着哀叹、忧患和无奈的复杂情绪，当个体的无能为力达到一定程度，它甚至转而一变，有了向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发展的趋势，如：《辛丑北征泪墨》《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喝火令?故国令谁主》《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二月望日歌筵赋此叠韵》《醉时》等篇。
从抒情方式来看，迂回婉曲，借象传意这类传统诗词的基本表现方式被李叔同运用得得心应手。而在歌曲中，作者爱国热忱纯粹、坚定，抒情方式常常是爆发式的，直白而热烈，风格激越昂扬。
二、“一喉异曲”的生成原因
同样的爱国旋律在李叔同的诗词和歌曲中，如“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究其成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中和含蓄之美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美学特征。
为实现这样的标的，诗人或者通过比兴的手法、意象的运用将主观情志隐藏在客观物象之中；或者使用克制而看似平淡的白描，将哲思揉进字里行间。
主观情感的抒写以及最终对受众产生感发的效力，绝大多数时候需要依靠前述手法和意象的衔接沟通。尤其是在唐宋以来，当诗词与音乐的依存关系逐渐疏离，它的表情达意基本上是以文字为传播基础的。屈子的爱国热忱和高洁自我形象的塑造，借香草美人来完成；庄子对自由的渴望要随大鹏共同展翅翱翔；陶渊明的出世淡泊在东篱下随一株株黄花盛开；李白壮怀逸兴在青天明月中得到自由地舒展……
李叔同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过传统文化的家庭熏陶，更有过拜于名师门下，专意学诗的经历。这样的诗美赏阅经验在经过常年累月的积淀之后，已经成为了被内化的自觉追求，并切实体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中，形成委婉蕴藉的艺术风貌。
2.歌词从广义来说，当然也属诗体文学范畴。
如前文所言，从发生期来看，诗、歌原本不分，那时的诗不就是依曲之“歌词”吗？但后来的诗词与音乐的关系经历了几番亲疏之后，到晚清、近代时期，已几成纯粹的书面文学。而歌曲则不同，歌词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属性和创作规律，只有遵循之，才能实现创作的自由。
正如歌德所说，作家“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歌词要与音乐相结合，它“是一种音乐文学，它是音乐之父同文学之母（确切说是诗歌女神）相恋的产物。”
歌词的格式，要适应曲的格式，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歌曲是词（文学）与曲（音乐）的协同表达，歌词与歌曲需要相互配合。歌词不能随心所欲，只顾自我表现。
歌词问世，须与音乐携手同行，与旋律联袂共舞。
对于歌词作者，就是不仅要关注词的构思立意，取象造境，还要了解曲式、选择曲式、适应曲式。歌词要随着曲式排列成相应的文字阵形。它感发作用的发挥要以听觉为接受基础。
这种根本属性决定了歌词与诗词相比，需要更便于受众“听”懂，而非“读”懂。
这一需求体现在歌词——这一歌曲的文字载体上，就要求词作家使用合乎音乐曲式，且相对简明、直白、好听、易懂的艺术语言来表情达意。
3.日本国民教育思想中的乐教理念给李叔同带来了深刻影响。
出国前，在他编写的《国学唱歌集》中，他曾明确表示，曾志忞、沈心工等编写歌曲集时收录作品大都为近人所作，而致先人风雅之音不传。
可见，这一时期李叔同特别强调的是音乐在传统文化继承与传播方面的功能。而在留学日本期间，日本政府在音乐教育方面的理念对他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李叔同歌曲创作从此进入了成熟期，对比前期的创作，我们看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其一，留日前他的歌曲主要用中国传统音乐曲调作配乐，此后则主要采用西洋配乐；
其二，留日后，他的歌词虽然仍表现出古典诗词的深刻印记，但用语平质、直白、口语化的作品明显增多；
其三，从实用功能来看，他写作的用于学校教育的歌曲明显增多。
不难发现，日本留学期间，他在音乐曲调方面，感受到了西方乐曲不同于中国传统乐调的某些特性及功能；而在歌曲的实用功能方面，他将教育功能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他尤其认识到，可以在校园中通过音乐教育，发挥艺术的教化感召功能，使爱国思想深入人心，号召青年一代奋发图强，为国家与民族的进步贡献力量。
正是这样的想法，推动他进行了学堂乐歌的教学实践，为近代中国的音乐教育打开了全新的局面。而为了有效实现乐教目的，这类歌词应该适应以少年儿童为受众的接受能力，因此，这类歌词在文字表达上更简洁、直白，情感更外露、奔放。李叔同胸怀救国治世的抱负，在负笈东瀛归来之后选择了艺术的道路，从丝竹之中弹拨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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