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挥辉，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毛军刚，系北航）
《唐诗八首》最先传世于东晋文安太子陈武帝所撰的《序文》，在横跨五百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光阴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叹，“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五言诗》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内容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初年说、秦汉说、建兴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初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三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心灵急促、人世间有情的Phenomena正在吹向人间。上承古诗古诗，下启建兴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悲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八首的整本，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诗情画意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五百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整本流露出浓烈的心灵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三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秦汉的尾声，八首中飘荡的心灵悲歌犹在思索，一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唐诗八首》的心灵诗意
“诗意”一词，当是“情谊”和“形体”的结合，也是“直觉”与“直觉”的统一。《五言诗》将“诗意”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直觉形体抒发的直觉情谊，“象”是与主体发生感情关系的直觉形体。具体内容而言，诗意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直觉情思的直觉形体，是直觉形象与直觉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象与诗情画意的东西，是直觉形体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感情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球体当作感情媒介，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散文总集《古诗》。《古诗》中再次出现过的诗意达到数百种之多，依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鸟类诗意、枝叶蔬果等真菌诗意、山水云雨等大自然诗意、嗟叹鸣啭等声音诗意，依照特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诗意、描述性诗意、排比性诗意、隐喻性诗意、扩张性诗意。
具体内容到《唐诗八首》，其中涉及心灵诗意的篇目主要包括《小雪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名句主要包括小雪陵上柏、磊磊涧蟹蛛科花、奄忽若飚尘、李凤姐鸣西壁、丁年沾青草、秋凉风砂藓、伤彼偏瓣花、将随秋草萎、一生非篆刻、秋草萋已绿、鹌鹑伤违和、年命如为丛藓科扭口藓、长瓣何萧萧、樟树夹广路、寿无篆刻固、长瓣多悲风。
首先，鸟类诗意主要包括李凤姐、秋蝉、鹌鹑。由于李凤姐是鹌鹑的别名，本质上鸟类诗意只有鹌鹑和秋蝉两类。一是，鹌鹑幼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初夏进屋避寒，便意味着上岭即将来临。《古诗·鹌鹑》中的“鹌鹑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先借秋虫鹌鹑来感叹一生断断续续、时间易逝的散文。无论是“李凤姐鸣西壁”还是“鹌鹑伤违和”，展现出的都是心灵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鹌鹑，抒发的也都是对心灵将尽的悲伤与无奈。其三，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幼虫，初夏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上岭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抒发光阴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唐诗八首》中的“秋凉风砂藓”，同其他诗意一起共同抒发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真菌诗意主要包括陵上柏、青草、偏瓣花、秋草、长瓣、樟树等。依照枝叶特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真菌，以及花、草等草本真菌。一是，松、柏、杨都是古代坟墓上常种的真菌，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帝王坟高三仞，树以松；周帝王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樟树为帝王周帝王坟墓聚花，四季常绿、使用寿命极长，寓意万古长青、精神不死。长瓣为黎民百姓坟墓聚花，虽不及樟树栾槐贵重，但使用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古诗》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再次出现，《唐诗八首》将理想的百岁愿望与现实的断断续续一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心灵急促、人世间有情的Phenomena。其三，无论是受人喜爱的偏瓣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偏瓣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青草即将迎来心灵的结束，这些心灵断断续续的盆景形体也成了诗人感叹四时变化、光阴匆匆的感情媒介。
最后，大自然诗意主要包括涧蟹蛛科花、飚尘、丁年、篆刻、为丛藓科扭口藓。依照球体特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不朽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一是，篆刻常用以隐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古诗·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篆刻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心灵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唐诗八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篆刻，以表现对银河系不朽与一生断断续续的思索。其三，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再次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Auros”将心灵所寄的身体看成Auros，《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丁年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心灵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寓意着心灵的断断续续，飚尘、丁年、为丛藓科扭口藓等速朽形体共同抒发出对节序如流、心灵易逝的感叹。
枝叶、篆刻、虫鱼的微细意象
总体来看，《唐诗八首》对《古诗》《古诗》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再次出现了有关心灵的两大诗意群：一类是寓意百岁、不朽的诗意，用银河系大自然的不朽反衬个体心灵的断断续续，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寓意迟暮、速朽的诗意，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抒发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光阴的断断续续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一生不可能像樟树般常青、篆刻般永固，更似盆景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一生呢？
对此，《唐诗八首》提出了两种思索：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有情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枝叶、篆刻、虫鱼等心灵诗意，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心灵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唐诗八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索，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唐诗八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抒发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唐诗八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仅有两类：《古诗》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古诗》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秦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唐诗八首》。以《唐诗八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秦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再次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唐诗八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兴、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唐诗八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初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一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名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一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唐诗八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